四事斋

煞有介事382：胶囊食品不可行

今日《参考消息》上有一有则编译自智利报刊的短文，大致谈一百年以后的人类生活。开篇就说到百年以后，人类的饮食形式大变，各种人类必须的营养品，都制成胶囊，便于食用。又说到那时，如果有人还在吃肉、吃蔬菜，旁人就会以为奇怪。云云。

类似这样的文章，大概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有，只是幻想的内容略有不同。一些被幻想的内容，早就变成了现实；有些不仅是现实，而且是已经过时了的现实。移动通信的“小灵通”，不仅外型上实现了当年叶永烈的预言，就连它的名字都与叶永烈当年的预言有关。

但是，无论如何我不相信百年之后的二十二世纪，人类会以胶囊为主要食物。

人类的食物历史，也许比人类自身的历史还长，至少紧紧伴随着人类的历史，易言之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，一些历史学家从食物的历史，看到了社会形态历史的部分演变原因，比如爱尔兰的土豆，一方面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在一百七十年中，从五十万增长到八百万；另一方面，土豆带来的饥荒又导致大规模的移民，从而改变了北美的人口结构。类似地，在中国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事例，比如玉米的引进对中国人口的改变。

大致而言，古代民族的生产方式，决定了食物的组成。汉民族以农耕为主，所以以谷物为主要食品，辅之以果蔬。直至明清两代，平民而能食肉者，极少。因此，“肉食者”一词决不可能出现于阿尔泰语系诸蓄猎民族的语言中。但无论“草食者”、“肉食者”，他们的消化系统的差异并不明显（近来有证据表明，东亚诸民族于牛乳大多不易消化），这意味着这种食物分化的历史还不够长，不足以表征为进化论效果。

如果就食物继续说下去，还可以从动物进化谈到各民族演化的优劣，但这或许多少有些不那么“政治正确”，所以只可泛泛一谈：

每一次新的、进步的动物物种出现，都是进化的结果，自不待言。问题在于，这些新的物种是竞争的失败者还是胜利者呢？答案是失败者，只有失败者才被迫改变生存方式，只有失败者才能创新生活方式。但这种失败是有限制的，必须以种群整体犹可继续生存为前提。一旦灭绝，就是彻底失败，再无出头之日。细言之，则原始的哺乳动物从来就无法与爬行动物竞争，依靠自然灾害的帮助，才能维持种群的延续；灵长类在捕食上，如何能与狮虎相争？现代人类在运动机能上又如何能与黑猩猩相比？其中的优劣，主要体现在食物构成上。弱肉强食，自然铁律。审视人类自身的奋斗史，其实就是一部弱者为了争夺食物而屡屡受挫的历史，一部受挫后又自强不自的历史。在这种意义上，看肉食民族与草食民族的区别，首先，草食民族是竞争失败者，退而求其次，发展出农业文明。而农业文明相比于此前的诸种文明，则高级多矣，而且可以养活众多人口，可以形成巨大帝国。更重要的，是跳出了自然界的自然食物链，与草食动物如牛马比之于肉食动物虎豹，有了本质的不同。

说到底，吃是为了生存。这是先民的生活方式。但社会更进一步，就把这些也推翻了。

一九二一年，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《清华周刊》第218期发表了一篇短文，题曰《饮食男女——一个比论》。潘先生从社会学角度出发，认为初民“以生存为目的，饮食为手段；以传种为目的，性交为手段”，这时初民，实与动物区别不大。但当社会发展了，文明进步了，人类又“长养了许多新势力，新欲望”，发展出了“游戏冲动”与“享乐冲动”，于是饮食与性交本身就变作了目的。因而潘先生提出一个比论的程式：

性欲冲动+游戏冲动+享乐冲动＝人类进化后的性交

饮食冲动+游戏冲动+享乐冲动＝人类进化后的饮食

前者，以娼妓为代表；后者，以美食为代表。而且潘先生一再强调，对饮食男女两者应一视同仁。

现在再看智利人的百年后推断，就会觉得可笑得很。胶囊虽好，能代替吞嚼快感吗？就如同试管婴儿技术已臻成熟，人类就不再有性欲了吗？从社会的发展来看，尤其是避孕技术的普及，使整个世界的男女们有了更广阔的从性交上体验快感的可能，虽性病、艾滋而不阻。一旦人类克服了因过量摄取食物带来的副作用，可以预见，因技术的提高，人类的食欲还将继续提高。

在民不以食为天的时代，在民以乐为天的时代，区区胶囊，糊弄得了谁呢？

技术，是一回事；人，是另一回事。吃什么，不由科学家说了算。

煞有介事381：褥经堂—误记的家族堂号

数日前，专程往广西见一部唐氏族谱。此支唐氏堂号曰“褥经堂”，这部族谱修于民国丙子年仲夏，即一九三六年。此唐氏一族中曾有“一门同胞三翰林”之盛事（唐景崧、唐景崇、唐景崶），足称桂北望族。

卷首有邑庠卿镇东所作谱叙，隶书不易辨识，我粗读一过，标点如下：

窃思敬宗收族，莫善于谱。然谱之作始于眉山庐陵诸大家，后世取法，取其正宗支，奠世系，饬伦纪，重亲睦。如木之干霄，枝叶蕃茂，而同生于一本；如水之朝宗，支派分流，而同出于一源；人之有族，生聚日緐，而同来于一祖。由此思之，修谱之事，本立而道生。东有舅氏唐君运洪与姻兄家有等，倡修家乘，敬宗收族，乃出手录族谱一册，嘱东编纂。东曰：君乃公卿宦族，名高万姓，望重一邦，学有渊源，家传（疑为衍字）喻户晓。《书》云“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”之旨，而赞之尤详。后之贤才辈出，阅斯谱者，足以动其懓见忾闻之思，溯其木本水源之意，循其左昭右穆之序，达其敬宗收族之原，知其纲举目张之事，存其承先启后之机。《传》（按“传”者即“记”也，此指《礼记》）曰“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”之句，而诵之甚切。东质本庸碌，时逢幾化，不揣谫陋，勉叙觕言，以志诸君修谱之苦心，而庆后世受福无疆矣。谨拜手而叙于褥经堂之西牗。

邑庠裔外孙卿镇东启明氏顿首拜撰

卷首红叶印“褥经堂梓”字样，每叶的折叶前口鱼尾下面，亦均印有“褥经堂”堂号。堂号褥经，无从稽考。不解之余，疑其有误。盖“褥”字，别无他义，即坐卧垫身使温软之具也。褥经，即以经为褥，殊不通。族谱卷二《来灌之原》文中云，“然吾唐氏门中，有称桐封堂者，有书荆川堂者，追其踪，俱系唐叔一脉。吾支以褥经堂名世者，朝廷以文简公业足匡时，恩赐以赏其功也。”

文简公即唐景崇，景崇官至学部尚书、学部大臣，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卒，为前清逊帝赐谥号“文简”。此时唐景崧已逝去多年。由此可知，灌阳唐氏的堂号乃民国以后所立，于今不足百年，流行不远。

我以为，灌阳唐氏“褥经堂”乃“耨经堂”或“槈经堂”之讹。“槈”与“耨”同音同义（槈乃耨的异体），读作nou，去声，义为耕耘。若作“耨经堂”，其义可解。耨经犹言耕经，耕经耨经即指深入研究经典，别姓家族也有名耕经堂者，至于以耕经楼、耕经堂名书斋者，不可胜数。也有以耨经庐、耨经堂、耨经楼名书斋者。以行、草字体书“耨”或“槈”字，几与“褥”同，我猜想最初的错误即由此生。

家族堂号，兹事体大，研究者不可以一已之见妄自猜度。只因“褥经”一语，实在无可赋义，因而我斗胆以为这是一个流传近百年的错误的堂号。这个订正，若有助于灌阳唐氏一族，我的一些思考就算有了小小的价值。

以上供方家一哂。

煞有介事380：墨子的意义

昨日期刊主笔朱续在电话中与我粗粗地讨论了几句墨子。续兄年轻而淹博，心思敏捷，敏捷得常有语言不及思绪之惑。墨子及其学说，在诸子百家中属于最有趣、最传奇、最有故事可言者。刊物出于读者市场的要求，准备推出一篇可助企业家们叱咤江湖的“资商墨鉴”，这就不太容易了。

我能够就此联系到墨子学说的，就只有脚踏实地、自主创新之类尔尔。能向企业家们推荐兼爱非攻吗？不侫从前也做过十年之久的企业家，稍知其中利害。毛泽东当年对傅斯年所引唐人诗句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，道出极深的真理。这才是商界秘诀，可惜明白这句话的人太少，果然明白了的人，怕是又舍不得不读书。

不过，这个题目如果交给台湾的许倬云大师，就可能翻出花样，做出锦绣文章。许大师乃是一代台企老板们的共同历史学大师，从三国故事中能搞出现代企业制度来。有时我想，如果没有许大师，也许大陆如今未必会有热火朝天的、以收费为唯一真正目的企业家国学进修班。

但是由的确由墨子可以说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来。比如墨门的工艺技巧，战争防御手段，注重实践等等。墨家还是侠士，而且是侠之大者。这“大”也不寻常，堪称巨大、宏大、伟大。真正的史学大师何炳棣先生晚年致力于先秦思想研究，他认为墨家乃是秦国强盛的主要原因，而墨家的这种功绩又是影响中国两千年来历史进程的最重要因素。前些年一些反对新儒学的人们强调墨家学说的失传，以致儒学一枝独秀，是中国在清末沦于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。

以上种种，都有很有趣，但我最关心墨家学说的则是《墨子》一书中对力的解释：“形之所以奋也”，以及对一些光学现象的解释，比如倒影成像。这些内容与技艺、技巧、技术无关，这是典型的符合现代科学学定义的“科学理论”。而且我还不十分关心墨家对自然现象的这种解释，是否合乎现代科学（事实上与经典物理学的解释完全相同），我只是吃惊于墨家没有用后世惯用的、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而上理论，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后的解释。那些统治了中国超出两千年以上的经典形而上理论，一般以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基础，将万事万物引入其中，高高在上，又越级指导最下层的形而下的现象解释。这种理论放到医学上，就是自《内经》开始的中医理论，它还可以形成堪舆学、政治学等等。实际上只是各种“术”，医术、堪舆术、帝王术、建筑术等等，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，囊尽中国传统国术。这种术，永远都属于技术领域，无法形成真正的理论。

中国人不关心科学，只关心技术。但是，只有墨家除外，他们关心科学理论。人们不关心科学是有理由的，科学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，科学永远只是对现象解释。这一点，人们经常弄混。比如天气预报，不是科学，是建立在科学上的技术手段。那么科学是什么呢？科学是解释为什么天上会下雨，为什么会有季风，为什么雷电可以伤人。科学只满足好奇心。但是科学的结论却可以带来新的依据科学的技术，这样的技术可以造福（或者造难）于人类。

中国传统的、可以解释一切的、形而上层面的理论，至晚从《易》经开始，就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，四季变化、生老病死等一切人们关心的现象，都可以从容地被解释清楚。因而人们既不需要科学，也不需要宗教。例外的墨家，也恰恰体现出了一些宗教精神，这并非巧合。科学与宗教，并非参商两曜，其实它们之间即相生又相克（这正是中国传统理论的一种解释），它们且敌且友。对科学的好奇，可以引致宗教情结；而神学中的护教学说，也可以开拓科学所需要的理性。

以上这些，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。仅此，就可以知道，墨家是多么与众不同，其学说失去继承，是多么可惜。这样的内容，虽然不能直接支持企业家们的决策，但间接地也有帮助吧。对于另外的读者们，也可以算作调剂口味的一道小菜，或许如同吃腻了燕鲍翅以后，忽然尝到的一碟豌豆苗？

笔记至此，又想起钜子孟胜的故事。今人读先秦史，大多只读两书，春秋左传与史记，但墨家钜子（掌门人）孟胜的故事却主要记载在吕氏春秋中，文章不长，聊录于下。

孟胜为墨者钜子，善荆之阳城君。阳城君令守於国，毁璜以为符，约曰符合听之。荆王薨，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，阳城君与焉。荆罪之，阳城君走，荆收其国。孟胜曰：“受人之国，与之有符。今不见符，而力不能禁，不能死，不可。”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：“死而有益阳城君，死之可矣；无益也，而绝墨者於世，不可。”孟胜曰：“不然。吾於阳城君也，非师则友也，非友则臣也。不死，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，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，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。死之，所以行墨者之义，而继其业者也。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，田襄子贤者也，何患墨者之绝世也。”徐弱曰：“若夫子之言，弱请先死以除路。”还没头前于孟胜，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。孟胜死，其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。二人以致令田襄子，欲反死孟胜於荆，田襄子止之曰：“孟胜巳传钜子於我矣。”不听，遂反死之。

这类的故事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。汉初田横以“北面事之，其耻固已甚”，而自刭于偃师，遂有五百壮士慕义而死。宋人洪迈以吕布比较田横，引东坡诗句“犹胜白门穷吕布，欲将鞍马事曹瞒”，笑吕布无趣。继之又云刘守光被擒，高呼“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，何不赦臣使自效”，更是庸奴下才，不足以责之。但以田横比诸墨家孟胜，田横的自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以为田横在青史上显于孟胜，恐怕只因为五百人远多于八十三人（加上两使者也就八十五人）的原因吧。钜子孟胜以死求行墨者之义，捍卫墨者的信誉，也许这算是对时下商界最大的昭示吧。

煞有介事379：观《牡丹亭》后补

一、

有缺，就会有补；没有缺，先有补，那就是候补，往往候着的是肥缺。这说的是官场，古今同一。我这里所说的“补”，是先缺后补，比如补钙、补血、补丁，因为看了一场昆曲，勾出许多想法，这些想法又未必不合时宜，所以藉着这个话头，说些相关的事。

七十多年前，卢前在《读曲小识》的序言中说，“有案头之曲焉，有场头之曲焉”。从前我所看文字版的《牡丹亭》，便是案头之曲，而粮囤里看的这种，就算场头之曲。看昆曲，像我这般从案头看到场头者，猜想不在少数。张中行先生说：“我喜欢昆曲，起初，不是由于看演听唱，而是由于读《西厢记》和《桃花扇》等，觉得人物雅，辞句雅，有诗意。可是到北京之前一直没看过。”（见《负暄琐谈》）我这人颇无自信，每每要靠找到别人的证据才能让自己少些羞惭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若入大观园必与刘姥姥的表现不同：我会找张导游图，再向园子里的仆妇小厮问个清楚，再如此这般。不过如此这般也就一定不会讨老祖宗的欢喜。

二、

前此，我认定第一回目【山桃红】中生旦的身段绝不像中国舞蹈，后来查了查相关资料，见到了梅兰芳所讲解的《惊梦》一折。从文中可知当年梅氏对此折戏的处理与前几日我所见相差甚远。以下是我的摘抄：

柳唱：“则为你如花美眷。”

　　这一句的身段，柳的手和头是要配合了来做的。右手先把柳枝拈过来，左手拈着右手的袖口，在面部来回晃三次：第一次“你”字，手在右边，头偏左边。第二次“花”字，手在左边，头偏右边。第三次“美”字，手又回到右边，头又偏在左边。这三晃身段里，手和头的部位正好相反。等唱到“眷”字，手又回到左边，在腔尾亮住。

　　柳唱：“似水流年。”

　　“似水”，柳右手执柳枝，左手投袖。“流”字，柳枝交左手。“年”字，右手投袖，这是杜也投左袖，在“年”字腔尾的一记板上，无意中与柳手相碰。二人对看一下，杜赶紧转过脸去，含羞仍遮住脸，柳含笑后退一步。

　　柳唱：“是答儿闲寻遍。”

　　“是答儿”，柳右手穿袖，向右转身，右手翻袖。杜向右转身，仍站小边。在“遍”字腔里柳亮高像，杜亮矮像。“遍”字腔尾对眼光。

　　柳唱：“在幽闺自怜。”

　　“在幽闺”，柳右脚向后撤，右手穿袖，翻袖，向右平抬着，左转身向里走。“自怜”，把柳枝插在桌上花瓶里，马上又走到大边台口。杜在柳向里转的时候，也向右慢慢转身，仍站小边台口，挡住脸。

　　柳念：“姐姐，我和你那答儿讲话去。”

　　柳右腿微弯，左脚前伸，靴尖微微翘起。

杜念：“哪里去？” 杜放下袖来，抬眼看柳，二人对一次眼光。杜又抬袖挡住。

由此可见，当日惊梦这一折的身段，的确如我前文所说，而新粮仓版《牡丹亭》在这个情节中引入的果然是现代西风手法，引入得好坏是另一回事，不在此文之列。我这篇笔记只在说明“西姥姥”进大观园看了些新奇事物，有所感，有所发，后来又知道所感所发并没“露怯”。

前面所引，需要做个小注：“大边”：在舞台下场门这一半面积叫做大边。“小边”：在舞台上场门这一半面积叫做小边。

三、

昆曲，吴剧也。《牡丹亭》作者汤显祖却是江西临川人，是王安石、陆象山的乡党。汤临川好像也搞不清楚苏州语音的规律，他的大作到了吴下，同行们并不以为然，于是沈宁庵最先开始对临川大作进行修改。

沈氏在历史上也有相当地位。明人呂天成在《曲品》卷上中，定沈璟为“上之上”品，与汤显祖同为最上品之两人。言沈氏：“沈光禄金张世裔，王谢家风，生长三吴歌舞之乡，沉酣胜国管弦之籍。妙解音律，兄妹每共登场；雅好辞章，僧伎时招佐酒。束发入朝而忠鲠，壮年解组而孤高。卜业郊居，遯名词隐。嗟曲流之泛滥，表音韵以立防；痛词法之蓁芜，订全谱以关路，红牙馆内，謄套数者百十章，属玉堂中，演传奇者十七种。顾盼而烟云满座，咳唾而珠玉在毫。运斤成风，乐府之匠石；游刃馀地，词部之庖丁。此道赖以中兴，吾党甘居北面。”

如此评价，在《曲品》中，除汤氏外再无别人可匹敌。

吴梅著《中国戏曲概论》中说，“是记（西按牡丹亭还魂记）初出，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，因有为之删改者。吴江沈宁庵（璟）首为笔削，属山阴吕玉绳转致临川。临川不怿，作小诗一首，有‘纵饶割就时人景，却愧王维旧雪图’之句（沈本易名《合梦记》）。”沈宁庵改动剧本一事，就被临川先生记在吕玉绳的名下。

临川答凌初成书云：“不佞牡丹亭记，大受吕玉绳改窜，云便吴歌。不佞哑然笑曰：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，割蕉加梅。冬则冬矣，然非王摩诘冬景也。其中骀荡淫夷，转在笔墨之外耳。”又有一诗《见改窜牡丹者失笑》：醉汉琼筵风味殊，通仙铁笛海云孤，总饶割就时人景，却愧王维旧雪图。

这一段故事，算是当时戏剧界的一则八卦故事。但从此我们所看到的《牡丹亭》，就不再是“真本”，而是被沈氏篡改的、将就吴歌的“改本”。由此可知，即使在当时，也有内容与形式的争斗，也存在适应市场的削足适履，而如此一部巨作居然是削足之后的模样。

煞有介事378：观《牡丹亭》后（下）

五、

年前有一位退出江湖的旧雨来京，我们在北大附近一间著名的书店里茶叙。这位朋友当年曾叱咤风云，本是位商界奇才，对我谈一个打算：做艺术品出租事业。选取当代不知名的艺术作品，低价或免费租（实则即借）给一些著名企业，成为重要商务场合的摆设。朋友的设想很好，也符合当年我们一贯的操作手法，但我认为不可行。我反对的理由在于企业家们的审美情趣，我不认为他们会选择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。这与具体某位企业家的审美修养无关，现在我们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“艺术赞助人”（否则也不会以低价方式借租）。没有人真正在意办公室、会议室中的艺术品价值，人们只在意此作品的商业价值。所以，越是低廉越无人问津。由此，我想起已故的张中行先生在《负暄琐话》中所谈一事。几十年前，一位高明医生为天津一位寓公开一个方子，但因药价过于低廉，人家不肯用，无奈只得又加几位无用亦无妨的贵重药材。果然人家高高兴兴地买了高价药，药到病除。近来连续几次往京城中颇有名气的“九花山”吃烤鸭，这家店中挂满了名家墨宝。居然连续几次在同一厅坐在同一幅字前吃饭，于是被迫欣赏了几次一位名满京华的大书画家的法书。行草大字，无骨无韵，肆意张扬，遒劲有余，仿佛“小沈阳”捏细了嗓子与高八度较劲一般。众人皆以为佳品，我岂敢多嘴，我毕竟是俗人，吃饭要紧。只求换了座位，背对法书好进饭。

西洋交响乐近些年来在中国可谓深入群众了。随便在哪里，播放一段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的那段摇曳感非常强烈的、轻盈活泼的主题，大多数的人们都觉得非常熟悉，而且都认为美得非常动人、动心。但是很少有人静坐下来，从头到尾听几遍全曲。间或有人坐在音响前、坐在保利音乐厅里听了一次，也大多只对那个主题印象深刻。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，比如贝多芬第九、自新世界这些“脍炙人口”的著名作品，被人们所熟悉，但人们大多只熟悉其中的“精华”，也就是其主题。个中原因也不难道出，无非有二：一是这些主题曾无数次被克莱德曼这样的通俗音乐家们改编成短曲，二是人们已经习惯高效率地生活，没有心思缓缓地体味一个主题的发展过程。这种文化可以用《读者文摘》这种杂志来做喻，如果一本书中有一段写得精彩，那么一段就可以专门被摘录下来供从未阅读过的人们欣赏。何必遍览群书呢？ 报刊网络上的新闻，不是往往也只被阅读标题吗？

在这种背景下，如今人们经常用的一个词“文化大餐”，往往指的就是把一堆汉堡包、鸡块凑到一起的快餐晚宴。

至此，可以知道文化正餐与文化快餐的区别，可能主要在于是不是在消费时间。凡是可以拿到田间地头、车间营房里去享用的食品，一定不是大餐。“乌兰牧骑”一定是“麦乐送”。我还偏执地认为，电视摇控器一定不是吃大餐的羹匙。

作为俗人，我听昆曲自然听不出门道。可笑的是我用许多时间在听人家唱词中的入声，比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我就琢磨“乐”字入声，发音果然近于“ラク”，又想起台湾的陈新雄说，L与e相拼全是古入声，觉得陈氏不余欺也。如此这般，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也不知被我糟贱了多少。

六、

分不清北昆南昆，不看字幕辨不清戏词，坐在第一排的沙发上，瞠目于咫尺之外强光之下的惊艳。首先在视角上，迥异于我从前在剧场中所看过的京戏。辨不清戏词，对我而言从来就不是难题，我对所有歌唱方式的词句，无论英日汉语，一向听不清楚。所有的歌曲，在我会唱以前，一概听不清歌词。有人说我听的这戏算是北昆，我想想又不以为然。马道姑的苏白放在北昆里我猜不用京白也要用韵白吧。猜想而已。

稍说第一回目【山桃红】（这个曲牌，在这出中唱过两曲，似专为巾生所设，后一曲唱在云收雨霁时）一曲。唱：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是答儿间寻遍，在幽闺自怜。”其中“是答儿”一语，值得一说。“是”字，盖言“所有”、“凡”，同一出中，有句“是花都放了，那牡丹还早”，同义。其实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还残留这用法。“答儿”，意指“处”、“边儿”，“这答儿”即“这里”，“那答儿”即“那边儿”，“是答儿”就是“到处”、“处处”。这种说法普通话里没有了，但方言中多见，北方方言中也多见。比如河南话、关中话中都还存有“这答儿”、“那答儿”。其中，关中话，“那答儿”无“儿”音，“那”字近作“阿”（去声）。在巾生唱到“是答儿寻遍”一句时，生旦二角有一段“做”，其手眼身步绝类欧洲宫廷舞蹈，生旦凝目直视，背手，挺胸，旋转身位，这绝非“拧倾曲圆”中国舞蹈，是从欧洲拿来的“开绷立直”。我身后的几位金发碧眼可能更能体会这样的美，相比于汤临川，我也更能欣赏这样的“做”。这种洋为中用、推陈出新，对现代观众而言，更“赏心乐事”。或许可以称之为时间轴上的“入乡随俗”，也就是古随今俗。真正意义上的复原昔日昆曲，也许本来就做不到，即使能够做到，也未必有意义。但作为观赏者，应该知道其间的差别。

全场五十个座位，携妻女友人端坐于首排正中，可以细察角色的眼神，可以感觉水袖舞动时带来的微风。有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嵇叔夜所说的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的风神。这倒与艺术关系不大，完全是堂会演出的效果。因为可以近睹，才惊叹旦角胡哲行扮相绝美。平生见过美人不少，但从来没敢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如此肆无忌惮凝视。所以也有一刻，我又忽然间脑子里潮水般涌出一群追捧名旦的腐儒们的旧事。

回家的路上，九龄小女说刚才唱得她快睡着了，但是厅里飞舞的蝴蝶让她觉得“真有意思”。 如此看来，在我以为吃顿“大餐”的时候，我的女儿觉得仅仅是吃了些甜点而已。这也没什么，各取所需。

煞有介事376：观《牡丹亭》后（上）

一、

十四兄电话中问，“你看过厅堂版的《牡丹亭》吗”。看过，我看过文字版的《牡丹亭》，多年前作为一门自定功课中的一项来阅读的，连同《桃花扇》、《长生殿》。但从没现场看过昆曲。十四兄电话中说，“你闺女九岁，可以看戏了。来‘皇家粮仓’看厅堂版的《牡丹亭》吧。”

学寡识短的人好个好处，容易说清楚自己的“知识考古学”（非福柯氏“知识考古学”，盖云某人知识层积之痕迹也）。我就可以很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在一种叫作《艺术世界》的杂志上，才第一次知道“昆曲”这个词。那一期刊物上有篇文章介绍俞振飞，附带着说了说昆曲。但那篇文章没有让我搞清楚昆曲与京戏的区别，原因在于箴非先生既唱昆曲，又唱京戏，还任京剧院长。

后来我遇到的人渐渐杂了起来，有一个绍兴人对我说，越剧其实是绍兴戏，我们那儿的；一个安庆人对我说，黄梅戏跟湖北黄梅关系不大，是我们安庆戏；一个昆山人对我说，昆曲听过吧，昆山的曲子嘛。最初每每此时，我都无言以对，日久生智，便有事先杜撰好的词儿在等着他们：二人转，知道吗，天下最好的戏曲！一个人唱叫单出头，两个人叫二人转，三人以上叫拉场戏，多幕演出知道叫什么吗？吉剧，吉林之剧。其实，除了吉剧以外还“龙江剧”，也是二人转的底子，都是文化革命期间文化被革命的新生产物。

二、

昆曲近几年来一天天火了。日后的史家们可能会归结于昆曲成为“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之果，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。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，往往是因为这种文化现象所寄存的环境严重丧失之后的呼唤、挽回、弥补、拯救，中国历史上就常常上演这样一幕。一如春秋之际，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考之忠义孝悌于各代大力提倡之际，每每即忠义孝悌荡然无存之时。就说近些年的事儿吧，当八十年代的猫耳洞里喊出“理解万岁”，继而全社会都以“理解”为大义、为基础之时，正是这个社会广泛地失去了相互理解之际。再说眼前，每个频道、每个网站、每条街道都在张扬“和谐社会”，也正是社会空前不和谐的时候。

以上所云，也可以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：需求带动生产，而需求源于稀缺。

近些年来，“国学”一词泛滥成灾，以至我每每羞于使用“国学”一语。新雨旧雨时常问问我近些年在做什么，对曰读书；又问读什么书，我就一一详述。人家听了，说原来在搞国学呀。每每此时我就羞愧万分，暗暗发誓，再不读那些与“国学”有涉的鸟书。

“国学”，已经可以比拟于余秋雨、小沈阳、芙蓉姐姐、NBA、季羡林、百家讲坛（以上所喻不代表我的好恶，只意味受宠程度）了。千年以后，如果还有“国学”这个词儿，也许那时的人们会说，“二十一世纪之初，是‘国学’最热闹的时代，甚至比另一个专制时代清朝还热闹”。

昆曲现在也挺热闹。几十年来，我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凑热闹的人，我总以为我走在一条如基督所说的那条“窄路”上。但时光转过以后，我又总是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总是在追逐着时代的潮流。说到底，我是个自以为遗世独立的家伙，但细一打量却发现身边挤满了人。